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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评敬畏历史回归本源坚守文学的精神走向

2018-10-28 23:54:14

新华评:敬畏历史,回归本源,坚守文学的精神走向

李一鸣

历史是民族的脚步、国家的记忆、人类处境的见证。昆德拉说,“文化是记忆的守卫”。文学作为一种记忆的产品,它在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中形成,反映历史和终将成为历史的现实的进程,又推进社会历史的建构。它的重要功效在于,可以使读者通过阅读,借助记忆力量,穿越被扭曲的真实,以理性的历史视野和感性的心灵体验对历史进行重新建构,还原历史饱满丰富的深邃内涵,从而发现真实的人类的生存世界。

历史是由事实构成的,它只承认事实。马克思认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允许评说,可以趣说,不容戏说,拒绝胡说。我们看到,当前在创作领域,罔顾历史本真事实,将历史随意诠释、恶意曲解、纵意言说、恣意消费的现象,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娱乐化、恶搞化、低俗化、狂欢化的表现,或隐或现、有曲有直。有的作品喜好以标新立异的主张否定主流价值,用哗众取宠的观点解构历史定论,拿游离整体进程的片段或细节解说历史,夸张偶然事件遮蔽必然规律,运用调侃方式描绘严肃史实。还有的,堂而皇之夸赞殖民者的“功绩”,独出心裁大写独裁者的“良知”,浓笔泼墨剥削者的“善举”,细笔勾勒欺诈者的“仁慈”。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信奉支流而否定主流,相信个别而拒绝整体,只见现象而不见本质,看到结果而藐视过程,漠视联系而孤立分析。这些表象,源自作者祛魅神圣、解构崇高的心理冲动,投怀市场、迎合欲望的媚俗心态,根子则在于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何为历史观?历史观就是对于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历史事实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历史观决定价值观。对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历史评判,集中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我国古代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非常注重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记录和评价。孔子倾力着《春秋》,满怀“一字之褒,赏逾华衮;片言之贬,诛深斧钺”的苛责严谨;司马迁愤笔写《史记》,宁受宫刑,隐忍含垢,也秉笔直书,为文学史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传世巨着;龚自珍的醒世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事实上,科学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对历史敬畏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守护历史记忆的文学必须坚守这样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否则,就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遗忘的过程就是对本原遮蔽的过程,就是灵魂的沉沦过程。其结果必然既遮蔽历史与现实,又蒙昧社会与民众,从根本上也戕害了文学本身。

历史无疑是丰富多重的,一方面它是坚固的精确的永恒的真实的,另一方面它又是零碎的,不确定的,永远处于建构之中的。这是历史存在的哲学之悖,是时间与空间的对立统一,正因为这样,历史便具有了难以一言蔽之的无穷隐喻,也赋予文学广阔的生长空间。固然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但作家作为“社会历史的记录者”,除了具有文学创作的深厚艺术功力外,还必须具有唯物辩证的思维,对历史具有深刻、明智、客观、理性的正确认知。

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那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因此,作家只有全面地而不是片面的认知社会历史,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分析历史现象,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认识历史事件,深入地而不是肤浅的洞察历史人物,才能够分清主流与支流,辨明表象与本质,认知历史与逻辑,把握宏观与具体。那种急功近利,急火攻心,心底浮躁,媚市媚俗,思维混乱,数典忘祖的行为,那种一味爬行在感观欲望的泥淖中,跌落在低俗趣味的沼泽中,迷失在闭门造车的雾霾中,沉沦在沽名钓誉的深渊中的创作,不仅暴露出作者的审美粗糙与荒唐,更暴露出精神层面的轻浅与低俗。而轻浅与低俗是永远无法承载崇高的。

敬畏历史,回归本源,校好文学的精神走向,以对哲学的深沉内省,对历史的庄重敬畏,对文学本源的清醒回归,养育自己的身心魂魄,在对世界、对社会、对当下、对历史的重建中,完成凡俗生命中的庄严书写,这是文学的担当,更是作家的神圣使命。(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原标题:新华评:敬畏历史,回归本源,坚守文学的精神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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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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