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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周期2013年以后重回9高增长轨道

2018-12-04 03:02:11

经济新周期:2013年以后重回9%高增长轨道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将下行,输入型通胀仍将羁绊调控政策的力度和方向,但2013年后中国经济仍有望重回9%的高增长“轨道”,城市化释放的强大内需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货币政策将保持中性但操作灵活,存准率和信贷窗口指导的调控手段应时而动,调控新增信贷额度,确保流向实体经济。未来十年我国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将成功实现“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经济增长短期下行 中长期向上   中国证券报:公布的12月制造业PMI重回50%的荣枯分水岭上方,我国经济增长探底趋势是否明朗?   范剑平:连续三个月的PMI指数才有指向意义,目前尚不能得出经济探底回升的判断。从2008年至今,我国经济运行状态是在政策刺激下迅速回升,在政策退出后自动回落,并没有形成自主增长能力。短期来看,2012年一二季度经济增速显着回落,下半年将逐步企稳。这一方面是基数效应,2011年经济增长呈“前高后低”趋势;另一方面是政策滞后影响,2011年四季度货币在部分领域开始放松、微调,等企业真正感受到政策暖意、上下游资金开始宽松时,要在三个季度之后。   王建:我国经济三年下行趋势已初步形成,今明两年仍将下行。从货币供给来看,去年11月末M2增速已经收缩到12.7%,M1增速下降到7.8%,与M2的增速差扩大到了4.9个百分点。观察我国3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可以发现,只要出现M1增速显着低于M2的情况,无一例外都会发生明显减速。   此外,需注意到存款自去年7月开始出现减少或同比少增的情况。这说明,银行体系中的资金在外流,大量中小企业因为从银行体系得不到贷款而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到今年一季度,很可能出现一个中小企业的倒闭高潮,我国经济将会出现急速冷却。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经济增长曲线下行并不主要是宏观调控的结果,而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造成的。此前的刺激计划是在严重过剩基础上继续刺激供给增长,而没有通过结构调整释放出被长期压抑的国内需求,这也是经济增长再度向下的本质原因。   中国证券报: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是否已步入增速放缓的新周期?   王建:我不认同经济会继续高增长,也不认同会进入所谓“中速”增长期的观点。我国经济会在2013年以后开始强劲反弹,并且在其后以9%的速度继续高速增长15年。至少从“十二五”这5年看,经济增长将呈现“V”型曲线。 [1][2][3]下一页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供给能力,并且到“十二五”中期又是一个产能释放期。这在供给方面就具备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目前问题出在需求方面,一方面外需大幅萎缩,另一方面是内需被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强烈抑制。我国经济要重回高增长轨道,必须释放出强大内需,这也是下一步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   范剑平:我国要逐步通过结构调整,进入以科技创新为推动力的新增长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速放缓难免。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深入推进,相关产业的调整将逐步展开。企业未来面临的不仅是去库存的压力,还有去产能化的压力。落后产能将被淘汰,终实现“市场出清”,与此同时,资金要被引导流入科技研发和实体经济,从而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   货币政策高度灵活 数量调控释放流动性   中国证券报: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我国政策调控余地有多大?   王建:今年政策腾挪的空间并不大。首先,世界经济并不会出现“硬着陆”,欧洲危机有一半是人为加剧的,因此带有可控性质。而我国目前的增长主要是受外需影响,如果世界经济缓慢下滑,我国经济也会逐渐下行,因此宏观政策急剧转向“保增长”的基础并不存在。   其次,未来物价上涨压力仍然存在。去年粮食生产丰收,但粮价在大丰收的背景下并没有显着下降。这说明推动粮价上涨的基本因素,即人口增长与耕地减少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长期存在,因此物价还是会在以粮食为核心的食品物价推动下上涨。而在输入型通胀方面,欧美国家为了应对危机仍会持续增加货币供给,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会再度被炒高。估计到今年二季度以后,我国输入型通胀会再次变得明显。综合国内外因素,今年CPI指数应该不会低于5%,在四季度更可能向上破6%。   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将逐季走低,而通胀率是“先降后稳”,基于此,宏观调控必须在保增长与防通胀之间平衡,因此调控的取向和力度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只有当四季度增长率向下破“8”后,调控政策才会出现显着调整。   范剑平:大规模刺激政策如2008年末般“挺身而出”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刺激政策只是一剂短期“止疼药”,我们必须下决心、花时间去培育经济自主增长能力。2012年是我国结构调整困难时期,但货币放松解决不了问题。为防止“滞胀”,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稳健、中性,高度灵活,把流动性保持在合理水平。   一是存款准备金率要应时而动,灵活调整外汇占款渠道释放的流动性,避免热钱大进大出带来的冲击。二是要加强信贷的窗口指导,对信贷额度和流向进行调整。新增贷款首先要确保在建固定投资项目的续建需要,其次要更多给处在金融循环末梢的中小企业,要使信贷流向和结构调整方向一致,严控资金流入产能过剩和两高行业,加大对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前一页[1][2][3]下一页新工业化城市化驱动新一轮增长   中国证券报: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何在?   王建:城市化是开启新一轮增长的关键。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人均收入达到四五千美元时,城市人口占比超过一半,服务业占GDP比重也超过50%。而中国目前城市人口占比仅为1/3,服务业占比仅40%多。而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来自城市人口,如果中国这两项指标提升,就可为经济增长创造出长期的内需释放过程。   城市化与城镇化不同,城市化更突出土地使用效益,也要求有高端服务业支撑,更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城市化战略可依托一些中心城市或功能型城市先起步。需要从全国高度统筹规划,对中国的产业布局、人口布局、交通络布局等都进行重大调整。   城市化首先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如为转入城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生产性投资,为建设城市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其次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都是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为使用条件的。是服务产业的发展,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现代服务业都需要以城市化为前提。   范剑平:从我国经济发展轨迹来看,现在到2020年之前,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年,将进入工业稳定发展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期;2030年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率达到70%的水平,将进入城市化稳定发展阶段。   当全球经济步入低迷衰退之际,我国工业化还有10年加速发展期,这让世界其他经济体艳羡不已。工业化初期,我们追求的是上规模,铺项目;但在工业化后期,工业化需要完成升级改造,转向高端制造业。这需要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完成工业技术的改造升级;还需要科技创新,我们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正可以将机械、络和信息技术结合起来,走一条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新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后期的重点是发展高端制造业,要实现更少资源投入来获取高附加值。这一方面可以实现进口替代,高端制造业释放出的产能正是国内可消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出口替代,使此前以轻纺、电子组装为主的出口贸易升级为船舶、飞机、机车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从而实现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   未来二十年,是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我国目前50%左右的城市化率离发达国家70%的稳定水平还有20个百分点。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至少有1300万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内需潜力的释放是无法估量的。   之前开展的城市化主要是“化土地”、“化房子”,是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的投资需求。而未来城市化重在“化人”,使农村人口真正享受到城市生活。目前由于社会保障水平滞后,进城后的农村人口只好自留退路,在城市则节衣缩食,压抑消费。下一步可考虑除部分特大城市外,其他城市放开对农村人口限制,给其提供完善的养老、教育等社保体系,用少量的社保投入撬动更多的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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